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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根据美国相关厂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需求推动，电子工业部将部里一部分工作人员和部门一起被并入了国家版权局，之后，在这批人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当时也在电子工业部工作的李维是这批人员中的一个。从软件保护条例的起草开始，李维全程参与了中国软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在过去几年里，软件的盗版问题一直是国际上就知识产权保护与我国进行相关交涉的主要借口之一。我国近20多年来，在软件产业的发展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同时也的确出现了一些盗版，这也是中国软件产业在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种事实求是的态度。”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目前中国正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认识与工作也处于转型时期。他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肯定会在某个阶段出现大量的盗版。盗版肯定是不合法的，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盗版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可能在某个阶段对盗版产生某种程度上的宽容，这个宽容并不是说国家放任自流，而是限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无法进行更有效地打击管制。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的需要。因为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和储备上先走一步，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垄断性的知识产权后，可以借此来阻碍或者防止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也就是俗话中所说的上楼抽梯。但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这方面的技术，但是在支付发达国家所要求的高额费用时有困难，就会在正规的渠道之外，产生一些非正规的获得渠道。”
历史阶段性产物不等于合理合法的产物，因此，发展到一定时期，任何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放任盗版行为的泛滥。“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开始系统地打击盗版。比如中国现在对盗版的打击就是逐年增加力度，并且在打击效果上有所呈现。比如在申请国际专利上，中国取得了不少成绩，现在我们取得的国际专利数也在不断增加，一个国家专利申请的数量多少，其实也表现了这个国家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与成果。因为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呈现效果之一，就是企业与个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专利申请的数量增加了，可对对盗版生存空间形成一定的打压。如果不保护知识产权，会使整个国家的创新动力不断衰减。只有切实、系统地保护了知识产权，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胡星斗说。
正是因为目前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不断加强，目前国内的软件盗版情况也逐年下降。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勤告诉记者，在中国科协持续进行了6年的中国计算机软件产品的盗版率调查来看，最近几年来中国软件产业盗版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但是因为整个软件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快，盗版的绝对数量却是增加了。“去年中国软件产业的销售额同比增长40%，但是盗版的销售额只增长了28%，这就意味着在整个软件产业同比增长的过程中，软件产品的盗版率在下降，它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整个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增长幅度。但是从绝对数字上看，盗版的实际数量和前两年相比还是增加了5个多百分点，这是因为整个软件产业发展的基数变大了的缘故。在看到我们盗版率下降的同时，不要忽视整个盗版数量绝对值还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方面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但是可以预测，软件盗版问题会随着整个软件产业模式的变化日益减弱，没有过去那么尖锐。”
在程女士最初接触电脑的时候，有些操作系统实在太过昂贵。想到要一下子掏出半个月的工资来购买一套软件产品，程女士也犹豫了。她最后犹豫了半天，在自认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电脑销售商给她预装的“复制软件”。法律专业毕业的程女士当然知道“复制软件”的背后有可能违反了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但是在使用、成本与生活之间，她像很多无奈的中国人一样，选择了掩耳盗铃式的“不知情”。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程女士一直很痛苦：因为她不愿意知法犯法。最后，她还是一咬牙，用节约了一个月的两千多块钱，买了一套正版软件。
互联网法律专家胡钢认为，在未来，盗版的情况会在软件产业中越来越“边缘化”，“首先在数据上可以看出来，在操作系统领域，根据不久前互联网实验室提供的数据来看，在2005年的时候，盗版率高达81%，比美国方面BSA提升的78%这个数字还要高。但是经过6年的发展，现在下降到25%，以前盗版率最严重的就是操作系统。形成这个趋势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推行正版化。另外，大的品牌厂商几乎百分之百地预装了操作系统。还有一点，很多用户的电脑不需要最新的操作系统。所以25%这个比例几乎跟美国的比例相当了。6年里面盗版率下降了56%，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其次，目前来说，越来越多的用户不再选择盗版软件，因为软件产业在发展、在变化，像360基本上所有大众化的安全软件产品都是免费的，它并不靠卖软件本身来赚钱，而是通过增值业务来盈利。这是目前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甚至包括手机终端，iPad为主导新的时代里面更没有所谓的盗版。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软件盗版将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盗版无论是在市场占有率上，还是在实际使用率上，都被边缘化了。”
中国政法大学从事WTO法律教学的教授成晓霞说：“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目前的软件使用有两大类，一类是专业使用，还有一类是大众使用，而大众使用，比如办公软件盗版率还是很高，这对政府就有一个提示，你对专业使用的软件是可以通过加强管理来得到更好的控制的，而对大众使用的软件，比如说办公软件、信息安全软件，这种使用可以通过支持办公软件自主化研发，降低软件价格来控制。因为你价格低了，毫无疑问，我们使用的人就不会再去使用盗版软件。”
李维认为这对于软件商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自我保护策略。但是受限于国内的科研体制，这个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因为我们的科研体制讲求完美，导致国内的软件开发者和软件检测机构们也过于追求完美，完美到与现实完全脱节。在技术上要求产品百分百地不出错，所以任何一个错也不允许，更不要说有意在程序中植入利于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东西了。但其实在一个软件产品加入一个这样的记号可能在体系上是不够完美了，但是却能够较好地保护软件开发者的知识产权。因为在程序上可以允许有些东西参加运行，有些东西不参加运行的。”
什么是知识人权呢？胡星斗说：“即要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来促进人们的生存权、教育权、卫生健康权等方面的发展。不能够以知识产权为由，让穷人治不了病，让该接受教育的儿童可能接受不到这样一些最新的教育，让需要用到你操作系统的低收入人群用不起你的操作系统。其实说穿了就是，你需要调整一下你利用知识产权带来利润的方式。比如一方面保护知识产权，但同时鼓励更多的厂家、知识产权开发商，应该把它的一些成果免费赠送，赠送到医院，赠送到学校，然后你可以在你后期的跟进服务上进行利润的回收。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大众认识到，我买的软件不仅仅只是一张光盘，更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是在光盘背后的服务上。你最终应该让用户感觉到价值在出在服务上的，而不是那一张很容易就能够以各种渠道得到的光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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